陳玉玲：預防醫療糾紛比事后處理更有效

□本社記者 李卓謙

□實習生 董兵

在陳玉玲看來，對于醫療糾紛，從《條例》名稱包含的“預防和處理”來看，預防永遠比事后處理來得有效。

“《條例》第1條明確其立法目的是保護醫患雙方合法權益、維護醫療秩序、保障患者安全。因此，《條例》的實施應當以提高醫療安全為主要目的，其次是有效解決醫療糾紛。”陳玉玲說。

當前醫療糾紛多發生在患者或者其家屬對療效不滿意、發生醫療損害風險之時，醫護人員以手術治療風險無法避免為由推卸責任，而患方以發現的診療瑕疵、手術同意書不真實等為由主張醫療損害賠償。

陳玉玲介紹說，根據《醫療機構管理條例》《執業醫師法》《侵權法》等法律規定，手術和創傷性檢查都要求患者本人及其家屬簽署知情同意書。醫護人員必須將擬實施的手術檢查的名稱、風險、獲益、替代療法等內容以患者理解的方式講明白，讓患者和家屬了解情況，取得患者真實同意。

然而，醫療實踐中，有的患者聽不懂也不敢有異議，不簽字就不能獲得手術機會，患者和家屬在醫院格式化的知情同意文書中簽字后，甚至還未進行手術就被要求將術后文件一并簽署，知情同意法律制度的實施流于形式主義。患者及其家屬對手術方案、風險和預后幾乎不了解，處于未知、擔心之中，自然會將焦慮、不滿轉移到醫護人員身上，一旦診療風險發生，必然產生醫療糾紛。

發生北大婦產科醫生被打事件之后，醫師協會、醫院集體發聲表達關切，此事件持續為社會關注。

陳玉玲認為，醫療糾紛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，有其深層的社會原因。就普通民眾而言，普遍存在醫藥費負擔過重的擔心。醫療保險保障水平有限，醫藥費年年高漲，患者在診療中處于被動和知識缺乏的弱勢地位。就醫療機構和醫護人員而言，大型三級醫院和二級醫院的醫護人員長期超負荷工作，在有限的時間內盡量多看診，醫患溝通時間壓縮至極，醫院和醫護人員夾在體制與患者之間超負荷工作，在個人能承受的壓力彈性范圍內，為求自保采取防御性醫療。

“處理醫療糾紛的法律只是處于解決醫患矛盾的末端，預防醫療糾紛發生，首先要切實解決醫療資源分布不均和醫療社會保障不足的問題，否則類似案件還會發生。”陳玉玲說。

她建議，落實條例的實施制度，首要從預防醫療損害風險做起，醫療機構應加強十八項醫院核心制度的實施和檢查，尤其著重于醫療風險的預防措施落實與患者的溝通工作。醫療糾紛中，涉及醫療損害專業鑒定的，堅持同行人評議原則。建立多部門合作共治平臺，將醫療糾紛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體系。建立醫療損害風險社會化分擔機制，對于風險責任能力不足的醫療服務機構和人員，通過執業資格許可制度與責任保險聯合機制，落實醫療損害賠償的資金來源。

《條例》第22條規定，發生醫療糾紛，醫患雙方可以通過下列途徑解決：（一）雙方自愿協商；（二）申請人民調解；（三）申請行政調解；（四）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；（五）法律、法規規定的其他途徑。

陳玉玲說，通過這一條就能看出，在多種處理醫療糾紛的途徑中，首選途徑是雙方自愿協商溝通。

第17條明確了醫療機構應當建立健全醫患溝通機制，對患者在診療過程中提出的咨詢、意見和建議，應當耐心解釋、說明，并按照規定進行處理；對患者就診療行為提出的疑問，應當及時予以核實、自查，并指定有關人員與患者或者其近親屬溝通，如實說明情況。

第18條規定醫療機構應當建立健全投訴接待制度，設置統一的投訴管理部門或者配備專（兼）職人員，在醫療機構顯著位置公布醫療糾紛解決途徑、程序和聯系方式等，方便患者投訴或者咨詢。

在陳玉玲看來，這兩條規定，是對于醫療機構已有實踐做法的肯定。

“醫生未能就患者剖宮產要求進行耐心溝通，不能成為患者實施暴虐行為的借口。”陳玉玲認為，醫院是公共場所，與火車站、酒店、商場、學校等其他公共場所一樣，對于在公共場所實施惡意傷害他人的行為人，應當依據法律規定和程序、裁量基準實施處罰。

陳玉玲告訴記者，目前全國絕大多數的醫療機構都建立了“醫患溝通辦公室”，配備專業人員處理醫療糾紛。東南大學醫事法專業的畢業生，很多是在醫院醫患溝通辦公室從事醫療糾紛協商與處理工作。